前沿科金社2026年02月17日 18:55消息，盛松成：宏观调控精准施策，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当前经济运行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一方面，经济基本面保持稳健，韧性持续增强，积极因素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内需有待进一步提振，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商业银行净息差压力等问题仍需逐步化解。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做好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工作，要充分释放经济潜力，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双轮驱动，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有机结合，以提升内功应对外部挑战。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的节奏安排、工具运用以及部门间的协同配合，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过程中，如何结合国情合理安排降准与降息的顺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应重点发力哪些领域？提振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金融结构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协同
记者：您近期多次指出“降准优于降息”，并判断未来两年将进入“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在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已处于历史低位的背景下，这一政策优先顺序的逻辑是什么？它与西方国家央行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操作框架有何根本差异，又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治理怎样的独特考量？
盛松成：首先，“降准优于降息”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并非否定降息的必要性，而是认为降准更符合当前的国情。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处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则起到配合作用。降准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直接增加商业银行的可支配资金，有助于推动政府债券的发行，从而更好地支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大部分政府债券由商业银行持有，其中国债约有68%由商业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则有约75%由商业银行持有。同时，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的利差压力也难以支撑大幅降息，这一观点在市场上已形成较高共识。
其次，“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是指在面临较高不确定性时，货币政策应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由于货币政策从出台到对实体经济产生实际影响，通常存在一定的传导时滞。相比之下，财政政策能够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而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反馈反应。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美联储曾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期望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但由于银行对风险的担忧，导致其不愿积极放贷，最终在2014年美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一度达到20%。这一现象充分表明，若金融体系缺乏配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将难以实现。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设定过于刚性的路径，而应采取渐进式、灵活调整的调控策略。
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普遍采用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但这一模式的前提是实行低准备金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已很少再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工具。以美国为例，1990年底，适用于机构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已降至0%；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3%以上的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也统一调整为0%。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约为6.3%。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具备较大的降准空间。目前，我国每降低0.5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就能向市场释放约1万亿元的长期流动性。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型，是我国完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方向。当前，要使价格型工具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确保流动性总量的合理投放，“先松绑数量，再强化价格引导”。
记者：您提出“财政政策需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做好协同配合”。一个关键协同点是，降准如何为商业银行配置政府债券提供资金。下一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应在哪些具体领域加强？央行逐步将国债买卖纳入政策工具箱，其路径和前提条件是什么？
盛松成：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这一举措实际上体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思路。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形成对商业银行的“让利”，并借助再贷款或资金激励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支持，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简而言之，多样化的货币政策工具旨在提升信贷供给的可得性与投放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通过财政贴息、产业补贴等手段，从源头上增强信贷需求。今年，财政贴息与结构性降息的政策力度明显加大，二者在培育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方面将发挥协同作用。近年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创新，其在支持经济薄弱环节（如小微企业、房地产风险化解等）和重点领域（如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看法与观点：** 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协调愈发重要。央行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不仅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也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关键领域，这种协同效应尤为显著。未来，随着政策工具的进一步优化和落地效果的显现，中国经济有望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国债买卖已成为央行调节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之一，但2024年首次实施与2025年重启的操作，在市场环境和操作路径上存在差异。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整体呈现下行趋势。2024年8月，央行首次在公开市场上开展国债买卖操作，通过“买短卖长”的方式，既增加了流动性供给，也有助于保持收益率曲线的正向斜率。至2024年底，国债市场出现明显的供需失衡，收益率迅速下降。为抑制市场波动、稳定债券价格及利率预期，央行暂时中止了相关国债买卖操作。
2025年以来，财政政策力度空前加大，国债供给大幅增加，带动国债收益率走高。此外，股市持续升温，也对债市配置造成影响。随着市场预期回稳，央行迎来重新布局债市的政策窗口。例如，长端利率通常对降息的敏感性较低，市场发债动力可能不足，从而限制实体经济活力，美国在量化宽松时期就出现过类似问题。为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长期融资成本、强化市场预期管理，我国央行可能适度实施“买长卖短”操作，从而支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投资。
投资于人赋能高质量增长
记者：您曾主张以“挤泡沫”而非“刺破泡沫”的方式解决房地产问题。结合“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政策目标，您认为当前最关键的“稳预期”措施是什么？从长期来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除保障房建设外，还应在土地供应、财税结构等方面进行哪些改革？
盛松成：自2024年起，一系列旨在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包括优化住房限购规定、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扩大“白名单”项目的信贷额度等。总体来看，房地产主要指标如销售情况和资金到位状况等，降幅有所收窄。以房地产销售为例，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7%，降幅较2024年缩小4.2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2.6%，降幅比2024年收窄4.5个百分点。
目前来看，“稳预期”的核心在于进一步畅通资产置换链条，增强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从而让现有政策发挥更大作用。从根本上讲，居民的就业状况和收入预期是影响需求端政策效果释放的关键因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季度调查数据，2025年四季度城镇储户的收入感受指数为46.1%，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29.2%，环比上升3.4个百分点，但仍有52.8%的居民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或“前景不明”。要进一步释放政策效应，一方面需要宏观经济整体明显回暖，通过宏观环境改善带动房地产市场预期向好；另一方面，供给端需同步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住房品质的代际提升吸引更多购房者。此外，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也有助于去库存、提升购买力，进而稳定市场预期。
从长期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应在土地供应和财税结构两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从过去的“以地谋发展”转向“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要素联动新机制。地方政府可积极探索多元可持续的财税模式，从而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记者：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下，优化金融结构、发展直接融资对于激活经济潜能有哪些重要意义？此外，有观点提出经济增长重心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在您看来，“投资于人”最核心的政策内涵和抓手是什么？
盛松成：从中美金融业构成对比来看，我国银行业资产占比约90%，美国为45%；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机构资产占比3%，美国为19.4%；我国保险业资产占比7.3%，美国为35.4%。这表明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在这种体系下，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对信贷投放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过去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间接融资为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提供稳定、高效、大规模的资金供给，对经济稳定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经济转型升级阶段，以“大兴土木”为特征的传统投资边际效应大幅下降，迫切需要扶持和培育新动能。然而，科创企业、服务业企业的先天特征是轻资产、小体量、高不确定性，与强调风险可控的银行体系不完全一致。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使金融体系逐渐向直接融资转变，有利于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缓解“高风险、高收益”科创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经济转型新动能的可持续发展。
“投资于人”的核心理念在于将更多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投入到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领域，重点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事业，切实保障就业，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从理论上看，“投资于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的人力资本积累驱动长期发展的逻辑高度契合；在当前消费活力仍需提升的背景下，更凸显出对民生关切的重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指出“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于人”正是这些政策表述的延伸和具体体现。 在我看来，“投资于人”不仅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更是对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回应。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改善民生，不仅能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能为经济注入持久动力。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路径，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理解。
一是制定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更加重视通过再分配机制来激发消费。2023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比美国（85.5%）低20个百分点以上，分别比德国（68.4%）、日本（65.7%）低约7个和5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住户部门在再分配后的收入占比长期低于初次分配，反映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仍存在不足，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二是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向民生转变，持续加码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支出。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在10%至20%，总体稳定。相较而言，我国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不足10%，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目前，相关具体举措正加快落地。例如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惠及约2400万人；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免除保育教育费，惠及约1200万人。未来会有更多消费托底的举措出台。
激活消费内生潜能
记者：您研究指出，通过“再分配”方式提升消费是激发内需的关键。在实际操作中，短期内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如发放消费券、对特定群体进行补贴）以及长期通过税制改革（如个人所得税抵扣）来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哪一类措施在当前阶段更为紧迫和有效？此外，您还提出应大力发展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政策应如何具体引导需求结构向这些领域倾斜？
盛松成：短期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如发放消费券、对特定群体进行补贴）在当前阶段更为迫切，也更具实效。主要原因是：
第一，二十多年来，我国住户部门在再分配后的收入占比一直低于初次分配水平。再分配主要包括个人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后的收入才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直接关系到消费能力。短期内，通过定向的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流，迅速提升其消费意愿，对提振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二，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来看，当前经济形势要求政策具备快速反应和精准实施的能力。消费券、针对特定人群的补贴等工具具有响应迅速、目标清晰的优势，能够有效拉动消费需求，尤其适合应对短期外部冲击和内需疲软带来的压力。
第三，民生领域的支出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短期内通过转移支付可以弥补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足，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和预期。当前应以财政转移支付为切入点，迅速稳定消费市场，同时稳步推进税制改革等长期机制建设，形成“短期有效、长期稳固”的政策组合。此外，建议对中低收入群体减轻税负，将年收入在10万至35万元的纳税人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
引导需求向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领域倾斜，是当前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一政策导向有助于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同时也为相关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实际操作层面看，需在政策支持、市场培育、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协同发力。例如，可通过完善行业标准、加强从业人员培训、鼓励企业创新服务模式等方式，增强消费者对这些服务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让更多人认识到家政、养老、托育等服务不仅是生活所需，更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多方合力，才能真正实现需求的有效引导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一，以政府购买扩大有效需求。通过政府采购服务，为市场提供稳定、规模化的需求支撑，激励企业增加相关投资。例如，在托育领域加大普惠机构建设投入，在养老领域扶持养老园区发展，直接拉动服务供给与就业。
第二，实施定向税收和财政激励措施。对从事养老托育及家政服务的企业，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的适用范围；将居民在相关服务上的支出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以减轻家庭消费负担。同时，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民生重点领域。
第三，将养老、健康等相关服务与个人养老金账户进行联动，例如根据缴存金额匹配相应的护理或医疗资源，既能增强账户的吸引力，也能促进相关服务市场的发展。
记者：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定经济运行、防范风险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许多方面可以进一步发力。例如，在促进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同时，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务的动态监测与精准调控，避免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现象，确保政策效果更加精准有效。 此外，还应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缩小发展差距，增强整体经济韧性。在绿色转型方面，宏观调控政策也需加快步伐，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引导资源向低碳环保领域倾斜，推动高质量发展。 总体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应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灵活性和前瞻性，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盛松成：我主要谈谈促消费的一些针对性建议：
首先，在“两新”政策实施方面，可考虑优化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比如，配合春节假期，提前、分批下达专项用于支持消费的特别国债额度，继续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文旅、餐饮类消费券等，与季节性需求形成共振；调整消费补贴的支持领域，重点关注智能驾驶汽车、AI终端产品等新兴消费领域；增加“以旧换新”门槛的梯度差异等。
其次，可重点针对银发经济和育幼领域增加对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以银发经济为例，我国老年消费的比重约占居民总消费的11%，低于老年人口占比的1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老年消费占比往往高于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以银发经济提振消费仍有较大空间。《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测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6%。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占GDP的10%。以此推算，我国银发经济年均增速或超10%。而加大对育儿经济的支持力度则有望与存量政策形成合力。例如，我国已针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并免除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家庭现金流。为促进这部分增量现金流转化为实际消费支出，建议同时增加对育幼服务和消费品的补贴。
再者，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对国内外消费者的吸引力。
